记者从会上获悉，近年来，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数量呈上升态势。公开数据显示，2017年至2019年，检察机关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分别为4.76万人、5.07万人、6.29万人，后两年同比分别增长6.8%、24.2%。今年1月至3月，检方对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决定起诉4151人，同比上升2.2%。

2018年10月，最高检曾就防治校园性侵向教育部发出“一号检察建议”。今年以来，最高检会同教育部、国家卫健委等部委出台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与公安部、教育部共建职员工入职前查询性侵害违法犯罪记录制度，并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14—2019)》。种种举措都意在把未成年人综合保护落实到位。

办理未成年人被性侵案件的检察官注意到，这些案件通常存在发现难、干预难、取证难、定罪难等现实问题。为破解“发现难”而出台的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规定了性侵、虐待、欺凌、遗弃、拐卖等九类未成年人遭受不法侵害情形，有关单位和个人须立即报案。这项制度出台两个月后，全国首个强制报告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线索智能平台已于7月23日在重庆上线试运行。

除“发现难”，办理未成年人被性侵案件的另一难点是司法机关如何减少对被害人的“二次伤害”。实践中，有的检察机关采取“检医合作”模式，将询问场所设置在医院;有的检察机关选择“检警合作”模式，将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取证场所设置在派出所内。

张军对此重申，要对一次询问、主动救助等予以鼓励，体现对未成年人被害人的特殊关爱。(记者 张素)